公元1550年7月9日，鞑靼土默特首领俺答率军进犯大同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。
不久后，俺答又挥兵东进，由蓟镇（今天津蓟州区）攻向古北口，直逼京师。由此掀开了大明朝继土木堡之变后的又一次奇耻大辱——庚戌之变。
这场堪称土木堡之变再版的战祸是如何发生的呢？
首先，因为明朝拒绝与蒙古进行贸易。
鞑靼土默特部是明朝嘉靖年间迅速崛起的蒙古部落，首领俺答，是成吉思汗的后裔。他的部落崛起之后，与明朝进行贸易的需求越来越大。
其实，明朝中后期在对外贸易上虽然是闭锁的，但与蒙古在边境上一直有一些规模很小的贸易往来，因为蒙古作为游牧民族，几乎除了牛羊肉什么都缺，尤其是铁器与布匹，所以迫切希望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。
为此，俺答多次遣使者到明朝，希望双方能在长城各关口进行互市贸易，而且只要可以进行贸易，俺答愿意向明朝称臣纳贡。结果嘉靖帝就是不同意，而且还把蒙古派来的一个使者给杀了，彻底激怒了俺答，于是嘉靖二十九年（1544年），俺答率兵南下，进犯大同。
其次，是大同总兵仇鸾的“神”操作。
本来俺答率兵进犯山西大同，怎么一下就打到北京去了？这都是当时大同总兵仇鸾的“功劳”。
张达和林椿战死后，朝廷又派了仇鸾去大同当总兵，而这个仇鸾却是个“坑货”，他以前是甘肃的总兵，后来因为阻碍军务被革职了，但他很有钱，赋闲在家的他重金贿赂严嵩父子，摇身一变又成了大同总兵。
不过他可能除了用钱贿赂以外，没有别的招数，竟然又拿钱贿赂了俺答，让他别打大同，去别的地方。蒙古人也是不太熟悉明朝的礼仪，没见过这样的退敌之策，而且还能得到一笔意外之财，就索性答应了。但是既然来了，又不能就这么回去，不打大同，那就直接去京师吧。结果俺答挥兵东进，由蓟镇攻向古北口，直逼京师。
最后，是严嵩一党的消极避战。
俺答率领军队到京师后，在京师周围扫荡个遍，先到怀柔、顺义进行烧杀抢掠，接着又去通县，就是不急着攻入皇城。
其实，俺答并没有攻占北京的打算，只是想逼着明朝同意此前贸易通商的要求。严嵩一看俺答是这样的态度，下令京师的守军“坚壁勿战”，还对嘉靖帝说，皇上不用着急，蒙古人只是饿疯了，来抢点吃的，抢完就走了。
气得礼部尚书徐阶怒斥严嵩，说必须想出个办法来。而此时打是打不赢了，只能讲和，让俺答先退兵再说。
最后嘉靖帝唱了句高调：“苟利社稷，皮币珠玉非所爱”，意思是，如果为了天下百姓，舍弃掉金银财宝算什么。于是，明朝答应了与蒙古贸易的要求。
此时俺答的军队已经抢差不多了，也是时候该回去了，于是九月初一就退兵了。因为嘉靖二十九年是庚戌年，故后世称此次事件为庚戌之变。
庚戌之变虽然得到了解决，但通过这一事件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明朝已经处于“重症”之下，存在诸多病端。
首先，政治上官僚体制已严重腐坏。
此时在朝局之上，不仅严嵩一党势力庞大，买卖官现象严重，而且嘉靖帝在这件事上也是昏庸得可以。
俺答退兵之后，嘉靖帝视此事为奇耻大辱，心里不痛快，一直想要追责此事。结果最后既没有惩处严嵩一党，也没有追责仇鸾，反倒是最先请战的兵部尚书丁汝夔做了替罪羊，被斩首示众。当时朝政之腐朽，可见一斑。
其次，军事上已无力抵御北方民族入侵。
俺答的军队长驱直入杀到京师，严嵩当然不是于谦，无力再组织一场京师保卫战（了解于谦请到1457年2月16日的北京）。而且就当时京师的守军实力来讲，反击的话，基本上也没什么胜算。
当时守卫京师的4万多禁军，一半是老弱病残，另一半多为各权贵大臣的家仆，战斗力可想而知。战斗力低还不算，素质也不高。俺答的蒙古军在京师进行烧杀抢掠的同时，大同总兵仇鸾带来的军队竟然也对京师周围的百姓进行劫掠，这样的军队跟强盗毫无分别，真是苦了京师的百姓。
最后，此事也为明朝灭亡埋下祸根。
此事之后数年，俺答一直没有停止对明朝的掳掠。这当然与嘉靖帝后来出尔反尔有关，说好的“通贡互市”，却只开放了大同的马市。而且，自此之后，北方的游牧民族几乎可以中原王朝干预进行自由发展，而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女真人，一旦势力发展起来后，都要对明朝进行掳掠。
这在某种程度上，为明朝灭亡埋下祸根，注定了明朝终将被来自北方的女真人所替代。
历史是偶然的，更是必然的。纵观庚戌之变整个过程，堪称当年土木堡之变的再版，只可惜再没有另一个于谦站出来力挽狂澜。
其实，任何王朝的灭亡都是一个从因到果的过程，不管这个过程是长还是短，其灭亡的原因都是有迹可循的。庚戌之变可能只是明朝历史中一次蝴蝶的振翅，而它却也注定了日后明朝灭亡的灭顶之灾。
历代评价：
乃庙堂不为之主议，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，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，反戮其使以挑之，至于戎马饮于郊圻，腥膻闻于城阙。乃诏廷臣议其许否，则彼以兵胁而求，我以计穷而应，城下之盟，岂不辱哉？
——《明实录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