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文帝在位时（581年-604年），确立了以三省六部为主的中央官制，这一制度在唐代被完善。
其中三省指的是，中书省（隋代称内史省）、门下省、尚书省；六部指的是尚书省下属的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。其运行规则是，中书省草拟皇帝的政令，门下省审核，尚书省执行，六部再分理具体事务。
其实隋代的中央官制称为“五省六曹制”，但是内侍省和秘书省基本不参与国家政务。因此，三省六部制的职能已经完全确立。
这一制度确立后，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一分为三，且三省互相牵制，六部分理政务，使得皇帝的命令得到集体复议，相对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、民主性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三省六部是进步的。
它贯穿了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制，从隋唐建立后，一直到清朝，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才最终消失。这期间，中央官制的变化基本围绕其展开，对中国千余年封建王朝的行政体制建设，造成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过分地削弱相权又使中央权力机构过于庞杂。相权被多个职务行使，导致了政令混乱、施行阻塞，甚至助推了宦官专权的乱象。
历史上没有一种制度是一朝一夕间陡然出现的。秦朝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，开创了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。这与三省六部制有什么历史渊源吗？三省六部制是怎样确立的？
秦汉两代的政治体制一脉相承， 这一时期内，丞相在三公里面地位最高，仅次于皇帝。皇帝统治国家的信息通道比较狭窄，似乎只能听到丞相的一家之言，而丞相也经常越过皇帝处理一些“小事”，这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剧烈矛盾。
比如秦二世将丞相李斯腰斩，汉武帝查办丞相田蚡贪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时已经有尚书一职，是皇帝身边出纳文书的小吏。
两汉之际悄然孕育着皇帝集权的趋势。汉武帝时期出现的内外朝，就是分割相权的先声，也开启了古代中央官制“内外朝”循环的模式。他用宦官为“中尚书令”（或称中书令），来负责传达皇帝命令和文书管理，并令自己信任的内臣，如大司马大将军（最高军事长官）霍光领“尚书事”，实际总揽军政，成为新的“丞相”。汉成帝朝，在尚书下划分四曹，分管百官、全国、民生和外交，此为六部的前身。
东汉光武帝时，尚书台作为办事机构出现，成为“尚书省”的前身。尚书令权力大增，“后汉众务，悉归尚书”，三公徒有虚名。尚书台继续施行分曹理政。
然而尚书权力独大也是对皇权的威胁，西汉霍光就曾两度参与皇帝的废立之事。因此，魏文帝时，设中书令来分尚书台的权。中书令掌国家机密和诏令，并设立相应机构中书监，这就是“中书省”的前身。比如西晋的开国功臣荀勖为中书监，东晋的王献之为中书令。尚书省与旗下曹属则成为执行机构。
这之后，中书令权势日盛，如荀勖被升迁至尚书令后便十分怅然，认为自己失去了权力中心的地位。
可以看出，皇帝已经把一人独大的丞相权力，逐渐分散到身边的近臣——尚书、中书等身上，他们作为皇帝的“秘书”，直接参与军政大事。
但是最终还是出现中书令权力上扬的趋势。门下省便应运而生。门下省的官员称“侍中”，秦代官职，是丞相府派驻宫廷的联络员。汉代视为可以进入内廷的官员，如太医、尚书、列侯等。东汉时，侍中参与政事，并有了“侍中寺”这一机构。门下省的雏形初现。晋朝时，侍中分解中书职权，对政事“拾遗补阙”，即中书省拟招后，门下省进行审议，不妥之处便予以驳回。
中书诏令、门下封驳、尚书执行并分曹理事的三省六部形态，在魏晋南北朝大体落实。隋朝结束了中国300多年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，三省六部制确立了为皇权服务的中央官制，也适应了大一统国家的发展趋势。
那么，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经历了哪些发展？如何最终走向衰落？
第一，隋代用典章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，并将相权一分为多。
魏晋时期的三省，只是宫廷内部的办事机构，具体职权常因皇帝的喜恶而变化，还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行政机关。隋朝的五省六曹制把尚书、内史（中书）和门下三省确立为正式的政府机关，三省长官实际上拥有了宰相（最高行政长官）职权。三公九卿制寿终正寝，不再有丞相（官职）。
具体来说，隋代五省分为内史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、秘书省和内侍省。秘书省掌书籍历法；内侍省为宦官机构，两省较少涉及国家政务，实际的中枢机关为尚书、内史（中书）、门下三省。
尚书省长官称尚书令，下设尚书仆射，再设吏部、度支、礼部、兵部、都官、工部六曹尚书，六尚书各领四司，共二十四司。后来度支曹改称户部，都官曹改称刑部，六曹也逐渐改称六部。内史省长官称内史令，设两员；门下省长官为侍中，后改称纳言，设两员。名为五省六部制。
可以看出，曾经独大的相权已经在三省制的基础上一分为三，而行政长官又由两人同担，官员之间相互掣肘，大大削弱了相权。
第二，唐朝完善三省六部制，中书令张说改革结束三省分权的局面。
唐承隋制，三省六部制几乎照搬五省六曹制，但做了一些调整使其更加完善。
首先，尚书省总令百官，又总揽六部事务，由于权力过大，李世民担任尚书令之后便取消此官职。低一级的尚书仆射（左、右仆射）主持省内事务。尚书省具体负责文书档案管理、勾稽检核，以及使差安排。尚书仆射之下设左右丞各一，来负责监督御史。而六部尚书，则常由朝廷重臣兼职，其中吏部为六部之首，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往往被冠以宰相之名，可见其重要性。
其次，门下省在皇宫内外分设两处，方便上传下达。长官为侍中，其下设门下侍郎两人，属官有给事中四人。负责出纳皇帝诏命，对自上而下的敕令和自下而上的奏折有审议权和封驳权。因此，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政事堂，相当于国务会议，中央所有“参议朝政”或“平章政事”名号的官员均可参加。
最后，中书省也分设宫内宫外两处，与门下省分别称为“西台”“东台”。它主要负责军国机要，草拟诏令。省内设中书令两人，下设中书侍郎两人辅佐，侍郎实际上负责文书工作，与其下属的中书舍人无甚区别，职权较轻。中书省官员参与政事堂会议后，将决策草拟，皇帝只需签署同意或不同意。但与门下省较为类似的是，中书舍人同时承担皇帝、宰相或宦官交付的起草任务，也拥有封驳权。
这时三省六部的形制已经完善，并展现出较为平均的权力归属，从皇权的角度来说实现了提高和集中。
但从三省职责来看，略显重复和繁杂，且起草诏书的中书省无疑是与皇帝行政距离最短的一家，其次是门下，再次才是尚书，亲疏之分明显。
于是，政事堂内，出现了中书、门下主导议事的趋势，后来政事堂干脆移到了中书省。唐高宗年间，中书令开始抬头。唐高宗巡行东都，只带中书令辅政，另一位中书长官也留下辅助太子监国。而尚书省长官却出现了长达9个月的空白期。
中书省真正成为三省之首，是在张说任中书令期间。
唐玄宗在开元元年，命刘幽求兼任左仆射和侍中，开创了一人兼两省长官的惯例。这时再次出现了尚书省无人任相的局面，于是执行机构开始和议事机构合并，三省长官的职责也逐渐趋同。到张说将政事堂改为 “中书门下”，并同时监管行政事务之时，平等独立、互相牵制的“三省六部制”已经名存实亡。
自中唐以后，虽然三省六部的名头得到了沿用，但其内涵已经大大不同。宋朝官制实行官、职、差遣分离，三省六部形同虚设。元代则以中书省总领百官，枢密院掌军事，御史台掌监察。明继承元代，以中书省统领六部，但朱元璋废丞相后，六部实际垂直对接皇帝。清沿明制，皇帝统率六部，另设军机处议事。
三省六部制的发展与流变，体现了古代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转变。有学者认为，在中国古代“家天下”的政治结构下，三省六部制其实是皇帝将“家仆”正规化、制度化的产物。隋唐以后，三省六部虽然退出历史舞台，但中央官员的权力仍然保持被削弱的趋势，明清时，专制社会发展到巅峰。
